2001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、數學家吳文俊的家境很一般。但難能可貴的是:父親教給了兒子一種最為可貴的東西--抓住一切時機,在“條件“限制的縫隙里“插針“,耕耘收獲,為我所用,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。這種看似隨遇而安其實從不停止追求的執(zhí)著;這種在每個山窮水盡疑無路的人生關頭,機警明智地抓住機會,用做一樣精一樣的鉆研精神,為自己贏來了柳暗花明,贏來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。
化不利為有利
吳文俊于1919年5月出生,祖籍浙江嘉興。因戰(zhàn)亂遷至地勢高、遠離戰(zhàn)亂的青浦縣朱家角。祖父是讀書人,在鄉(xiāng)間教私塾為生。父親吳福桐生逢甲午戰(zhàn)敗各界人士救亡圖存力求變革的時期,百日維新雖然失敗,但西學已經勢不可擋。父親就讀的上海南洋公學,設置科學文化教育,同時為他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基礎。上海是科學中心,出版新書的集散地,這無疑為青年吳福桐提供了良好的學習環(huán)境,也為吳文俊的崛起醞釀了最初的肥沃土壤。
吳文俊自幼受父親民主思想熏陶。他是長子,下有兩妹一弟。弟弟不慎從樓梯上摔下來,后夭折,此事對吳文俊父母影響極大。失子之痛加上這樣一來吳文俊成為獨子,他便自然而然地成了父母的寶貝,集中了全家的愛。他4歲時被送到一弄堂小學讀書,課程簡單,因此有許多空余時間。在醫(yī)學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的父親擁有大量的藏書,常常指著那些書說,那比外面好玩多呢!隨之從簡到繁一本本打開,先是給他講解,后是指導,手把手地將他一點點地引進了浩如煙海的知識海洋,教會和訓練了他非凡的自學能力。書本使吳文俊產生了廣泛興趣,又在興趣中找到了樂趣。而一旦學中有樂,他學習知識的積極性就像核反應堆一樣迅猛。幽閉的讀書生活同時又歪打正著地養(yǎng)成了他靜處的習慣,而這又是一個科學家尤其是數學家最重要的基質之一。最難能可貴的是,這種在“條件“的縫隙里“插針“,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的基質自然而然地滲進了他幼小的心靈,成為他以后漫長人生道路中一種本能的自覺,也是他成功很重要的因素之一。
自學鉆研為斧
動蕩戰(zhàn)亂的年代沒有給吳文俊安下一張安靜的書桌。最終成為數學家的他,初中以前的數學并不扎實。他曾搬到鄉(xiāng)下求學。在學校無法上課的日子里,他安靜地坐下來自學。父親交給他的那把“自學“的“開山斧“,在戰(zhàn)亂中使他披荊斬棘地向書山挺進。
1933年秋,吳文俊就讀于正始中學。這才是他正規(guī)讀書生涯的開始。正始中學教師都學有所長。教師們認真負責、因材施教為他打下了良好基礎。同時,他的英文也在嚴格的訓練中達到了讀寫自如的境地。見吳文俊幾何這么好,老師常給他許多習題做,還專門給他開小灶。吳文俊高中畢業(yè)時,其實興趣在物理而不在數學。一次物理考試題很難,他卻成績出色。畢業(yè)時校方討論保送,物理老師卻以他獨特的目光推薦他學數學。他認定自己物理考得好的原因在于數學,而攻讀數學才能使他的才能得到更好更多的發(fā)揮。于是,1936年他被保送至南洋大學(現上海交通大學)數學系。
大三學實變函數論,他以自學為主,讀經典著作。有了實變函數論的基礎,很快進入康托爾集合論,鉆研點集拓撲。由于成績斐然,1947年10月他經推薦去歐洲,到巴黎留學。此系他取得前期業(yè)績的一段黃金時光。在示性類及斯延洛德運算方面取得關鍵成果,稱為“吳(第一)公式“,所揭示的不僅影響以后的拓撲學及其有關領域的發(fā)展,還開辟了新方向。
1949年,他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。同年秋天,應H·嘉當邀請入巴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工作。在微分流形上引入了一類示性類,建立了施替費爾、惠特尼示性類彼此關系式,國際上將此稱為“吳(第二)公式“。陳省身對此作了高度評價,認為這對纖維叢示性類研究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。
為國竭心盡力
父親的愛國情操同樣滋養(yǎng)著吳文俊的成長。吳文俊在南洋大學期間,日寇侵華,學校遷至租界,正始中學的獎學金停發(fā),成了漢奸系維新政府成員的正始中學校長陳群,欣賞吳文俊的數學才能,親自找到吳文俊,說要資助他讀書,被吳文俊嚴詞拒絕。父母親正直誠實的為人言傳身教地塑造著他的人格:他認真誠摯,以禮待人,以誠待人,平易近人,淡泊名利,治學嚴謹,從不浮躁。大量的文史書籍又喚起了他對古代圣人英雄揮斥方遒、韜略胸懷的向往,英雄情結就此深系心中。也正是這雙重教育鑄造的崇高的愛國激情,使聲名顯赫的吳文俊放棄了國外優(yōu)越的條件毅然返國。他于1951年7月返回上海,1952年進入中國數學研究所,成為中國內地最有國際聲望的數學家之一,全世界數學界都關注著他的工作。
即使在“文革“時期,他也沒有放棄研究。數學所號召學一點歷史,吳文俊抓住機會,名正言順地埋頭學習數學歷史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,他的數學史研究論文《中國古代數學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》提出了創(chuàng)造性見解。就這樣,他在人人自危的政治動亂里異于常人地獲得豐碩成果,使中國數學史研究進入了嶄新的階段。他開拓弘揚中國傳統(tǒng)數學文化,以史為據運用科學方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古代數學的光輝成就,雄辯地澄清了中國古代是否存在有價值的數學的疑問,肯定了中國在世界數學科學中的位置。
改革開放后,他在工作中更是如虎添翼。1984年他擔任中國數學會理事長,1990年進入數學機械化研究中心,1992年任國家攀登項目“機器證明及其應用“首席專家。1993年獲陳嘉庚數理科學獎,1994年獲香港求是基金會“杰出科學家獎“。1997年《初等幾何判定問題與機械化問題》在《中國科學》上發(fā)表,實現了高效的幾何定理的機器證明。數學機械化為數學科學的發(fā)展提供導向,開展此項研究,將影響整個數學研究的方法與途徑,也將影響整個數學的思想與認識。他在數學機械化研究方面的開創(chuàng)性貢獻使他榮獲了國際自動推理領域最高獎--赫布蘭自動推理杰出成就獎,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。